什么是證券審計市場

證券審計市場是以審計服務(產品)為交易對象，有證券審計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和上市企業為審計服務的供求雙方所構成的交易市場。證券審計市場的有效運行取決于上市企業治理結構的自我保障程度，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的高低以及政府監管當局的理性程度。

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研究

要把握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就必須對我國經濟進展的宏觀制度背景有一個深入的了解。任何拋開我國特殊制度背景及其現狀而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特征的認識都只具備階段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市場的進展必將喪失其適用性和原有意義。由于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形成和進展植根于我國經濟轉型和新興市場的總體背景之下，因此，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的基本特征必須由此人手。將經濟轉型理解為一個制度變遷的歷程，新興市場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制度的匱乏是一種普遍現象，因此，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最為顯著的基本特征在于其進展必然伴隨著更為迅速的制度變更，這也是理解我國證券審計市場需求和供給等相關問題的出發點。

一、政府主導的改革路徑與制度變遷條件下的市場進展

盡管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但是早期注冊會計師的業務緊要以三資企業為主，業務范圍涉及驗資、查賬、所得稅申報以及外匯收支報告等(楊時展，1995)。直到1990年和1991年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在創造了公眾投入者對于上市企業會計信息需求的同時，我國證券審計市場才開始形成。顯然，這與西方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近百年的進展歷史無法相提并論。與我國大多數行業的市場化進展軌跡類似.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改革歷程決定了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在進展初期其主導力量也必然來自于政府的行政力量(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易琮，2002；韓洪靈，2006)。

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較早對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恢復以來至20世紀9O年代中期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狀況實行了考察，他們認為，我國審計市場進展早期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審計市場的非市場自然細分(行政細分)所導致的無序化問題。這種無序化的行政細分則是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慣性使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其有關職能部門在注冊會計師服務市場的行政細分中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由于職業服務需求本身就是由政府創造出來的，因而政府也就是最重要的需求者。盡管他們觀察到市場的自然細分一定程度上在當時我國注冊會計師職業服務市場是存在的，一些具備較好的自我約束機制的會計師事務所建立起了自己的職業聲譽并有較高的市場占有率，但是無疑市場的行政細分抑制了競爭并造成了審計市場的無序化進展。在該研究的基礎上。陳武朝和鄭軍(2001)指出在我國審計市場中，政府部門是審計市場的最大需求者，但這種非市場化的需求和行政細分的結果決定了其不存在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而多數會計報表使用者尚未真正關心審計質量，因而亦不存在高質量審計需求。由此帶來的消極影響是會計師事務所較少或基本不靠質量而是靠其他手段去爭取客戶，同時亦助長了地方保護和行業壟斷。以上研究結論對我國審計市場問題的后續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盡管路徑依賴決定了上述影響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圍內會繼續存在，但是，筆者認為上述研究結論顯然不能應用于當前與審計市場有關問題的解析。考慮我國轉型經濟的基本特征，無疑我國審計市場的行政性細分是市場化進展初期過渡性制度安排的結果，而實踐證明這種制度安排顯然是缺乏效率的。1995年6月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和中國注冊審計師協會實現聯合。1997年8月全行業開展了大規模的清理整頓工作。到1999年底，共依法撤銷事務所638家，撤銷濫設的分支機構1474家。1998年啟動的脫鉤改制工作則使會計師事務所成為真正獨立的企業法人，從體制上保證了注冊會計師職業的獨立性，1998年年底首批具備證券執業資格的1D3家會計師事務所完成了脫鉤工作。2000年，中國資產評估協會、中國稅務代理經營管理中心和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合并，最終由中國注冊會計9ifi協會統一經營管理。從制度變遷的角度來看，以上注冊會計師行業的進展歷程可以理解為市場化進展初期制度的匱乏以及過渡性制度安排在市場進展歷程中向規范的制度安排迅速演進的歷程，也正是謝德仁和陳武朝(1999)研究中所謂的“基礎設施”從缺乏或者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歷程。

我國的經濟轉型緊要是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歷程，在這一歷程中，行政力量主導應當指的是政府是規則或者制度的制定者，他既非“運動員”亦非“裁判員”，而是基礎設施的提給者。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在我國經濟轉型背景下證券審計市場進展的初期，行政力量主導并沒有問題。據此，筆者并不認同如果存在大量、有效的市場需求，我國注冊會計師制度的進展將會自動選擇獨立化、職業化的進展道路，并將事務所脫鉤改解為政府無奈選擇結果的觀點(如劉峰和林斌，2000 因接使用業務收入數據對1998年至2000年具備證券從業資格. 質上講獨立審計是市場經濟的產物(Watts&Zimmer一 的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實行了考察，研究發現全行業前“八大”。1986)。而我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事 事務所的各年市場份額分別為42.35%、48.07%和53.47% ，表.已經決定了，在我國經濟轉型的初期，在相關市場還沒有 現出逐年上升的趨勢。她認為行業集中度的提高正說明行業制，或者有效運轉的狀況下，不可能存在大量、有效的對獨立 度變遷(脫鉤改制和全行業規模化)對市場結構的變化發揮了的市場需求。因此脫鉤改制不是政府的無奈選擇，而是其 作用。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則同時對我國證市場微觀主體，創造公平市場環境的必然之舉。 券審計市場2000年的市場集中狀況實行了考察，前者按照客戶家數計算的“+大”市場份額為31% ，后者按照事務所業務收

二、制度變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從無序向有序的轉變

入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則達到了49 46% ，差異來自于比較與發達成熟證券審計市場所普遍具備的寡占特征區別，我 基準的區別。.券審計市場具備較高程度的競爭性，這可以視作我國區別 筆者對股權分置改革前我國證券審計市場2002年至達證券審計市場的又一基本特征。李樹華(2000)最早對此 2004年的市場集中狀況實行了統計，如表1 Panel A所示，美研究， 他發現我國證券市場的集中度與國際趨勢存在著 國、英國等發達國家證券審計市場幾乎全部為“八大(或五大、反差l，別為5119%93、4年8至%、14949%6~年U 3按5客%戶，市家場數集計中算度“十較大低”并的呈市場現份出 了四大10)0”會%計，日師本事為務最所低壟也斷達到，英了國8的0%審以計上市。場與集此中相度反最，如高P，a達ne到l {的逐年下降趨勢，此外我國“十大”會計師事務所在各年問 B所示，在2002年至2004年期間我國審計市場中前“十大”名很不穩定，研究結論認為我國證券審計市場仍然是一個 (前“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集中度.按客戶家數計算僅為競爭和不穩定的市場。

此后的研究者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對 25%(11%)，按照客戶資產總額計算則為48%(33%)，按照客我國審計市場的結構變化實行了考察。 戶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為53%(39% oHerfindahl指數也顯示吳溪(2001)對我國1997年至1999年的證券審計市場進 我國證券審計市場具備較高的競爭性程度，根據客戶家數計考察，三年間按照股本總額計算的“十大”市場份額分別為 算，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約有50家同等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而1%、38 75%和34 93% ，仍然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不過 按照客戶資產總額、銷售收入總額計算，則分別為22家和15審計意見的考察結果研究表明，在這三年間注冊會計師的 家。Panel C反映了國際“四大”中國所的市場份額狀況。在性在總體上是逐年提高的，并且規模越大的事務所獨立性 2002年至2004年期間國際“四大”所審計的A股上市企業仍 l。研究結論指出2000年我國證券審計市場發生的政府誘 不足10%并有下降的趨勢。不過按照客戶資產總額、客戶銷售合并重組有利于我國審計市場的良性進展。易琮(2002)直 收入總額計算，國際在“四大”的市場份額有較大程度的提高，分別達到34%和38% ，表明國際“四大”在大客戶市場具備競爭優勢。

三、競爭性市場結構與審計質量供給：一個爭論

鑒于發達證券審計市場寡占型的市場結構，國內部分研究者將市場集中度的高低與審計質量供給聯系起來(如余玉苗.2001；夏冬林和林震昃，2003；劉明輝等，2003)，認為我國審計質量不高的原因在于市場較高的競爭程度。但是，筆者認為該觀點首先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使是發達市場國家如美國，寡占型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亦經歷了一個較為漫長的歷程，總的來說是市場競爭和選擇的結果。而我國目前的審計市場結構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從1997年深圳會計師事務所脫鉤改制試點算起，到1999年底全行業完成改制，審計市場才真正走出了行政壟斷，開始逐步轉向市場化的自由競爭階段，市場集中度不高是歷史造成的現狀，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易琮，2002)，并非市場自然演進的結果。

從理論上來講，國外研究者對于市場集中現象給出了三種解釋。其一，Dopuch&Simunic(1 980)和DeAngelo(1 981)認為大規模事務所的審計質量差異化以及產品高質量的聲譽能夠解釋普遍存在的市場集中現象，我國部分研究者的觀點正是基于此。其二，Dopuch&Simunic(1980)以及Danos&E—ichenseher(1986)認為是由于審計服務出產的規模經濟使得大型會計企業在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從而導致了市場集中現象。其三，Doogar&Easley(1998)通過構建了一個無差異化、純價格競爭的理論模型考察了市場集中問題，研究結果表明，既不是審計質量差異化也不是規模經濟，而是訂約行為(Con—tracting practices)、客戶規模分布(client size distributions)以及事務所出產效率的差異(differences in auditor produc—tivity)聯合決定了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結合上述解釋，筆者認為，若將審計質量高低與當前的競爭性市場結構相聯系恐難有說服力，同樣，若將審計質量差異化與此相聯系一樣難以得出正確結論。

那么競爭性的審計市場結構對審計質量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在西方研究者看來(如Krishnan&Schauer，2000；Niemi，2004)，由于絕大多數關于審計質量的研究均聚焦于寡占型審計市場，在競爭性市場中是否存在審計質量差異化、審計質量差異化沿著何種維度分割、事務所規模是否如寡占型市場一樣與審計質量保持正相關的關系，這些都是未有定論的研究課題。此外，Simunic(1980)以及Gist&Michaels(1995)均認為在寡占型市場中，大型事務所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可能并不必然與提給了更高的審計質量相聯系，原因在于費國用溢價亦可能代表了大型事務所依靠市場勢力所獲取的經濟租。這使得從供給方考察審計質量陷入尷尬境地，而一個競爭性的市場結構應能夠較好地避免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