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在第八屆嶺南論壇上，一個重磅消息傳來。

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何曉軍在論壇上表示：澳門證券交易所方案已經呈報給中央，希望能夠將澳門證券交易所打造成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

雖然尚未實錘落地，但此風一吹，也足夠吹皺一池春水。

眾所周知，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和重要支撐，而證券交易所，作為一個“撮合”平臺，可以匯聚金融機構、人才、資金、信息，塑造著一個地方的金融實力。

也因此，多年來，對于內地第三個證券交易所，諸多城市都有意“拿下”。西安、天津、重慶、成都、烏魯木齊……很多城市的官方或民間都有過討論。

而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之后，大灣區是否還需要、能容納第三個證券交易所？

對標

根據此次透露的信息，澳門證券交易所定位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納斯達克”。劃重點，這里有兩個關鍵詞，一個是人民幣離岸市場，一個是納斯達克。

圖片來源：攝圖網（圖文無關）

先來看納斯達克。稍有了解的朋友應該都知道，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偏向于科技類公司、創業型公司以及新經濟類公司。申報中的澳門證券交易所，目前也希望聚焦于這一領域。

在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余凌曲看來，這個定位立足于專業化發展，比較準。

在他看來，很多比較大的交易所基本是綜合化的，比如紐交所，不過國際上也有很多小而美、專業化的交易所，比如盧森堡。它專門針對國際債券交易，也發展為全球第一大國際債券交易所。“對于相對偏小的經濟體（如澳門）來說，要設交易所，它一定是專業化的。”

同樣，在粵港澳大灣區設立這樣一個專業化交易所，“恰好也有市場空間”。

余凌曲認為，現在深交所雖然有創業板中小板，但在國內資本市場改革還沒有這么快的情況下，現在已經有很多企業在排隊。而對于一些互聯網企業、科創企業來說，上市機會很重要。通過上市，一方面是資金，另一方面是擁有上市公司的身份，去開展并購等外延式發展也有很多好處。

一個企業如果在高速發展的幾個階段，沒有找到檔期上市，在錯過之后就可能再也找不到這樣的（上市）基礎了。實際上這樣的科技型企業非常多。

本次論壇中，何曉軍也提到，廣東現在有600家上市公司，4.5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換句話說，上市公司數量只占廣東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8%左右，“太少了，所以說，深交所和上交所完全不能滿足”。

實際上，他在這次講話中特別提到，廣東雖制造業發達、消費活躍，“但是我們在基礎研究方面還有很大的短板”。

何曉軍表示：“我們停留在工業制造業這一端，并沒有往前端的基礎部分去延伸。”他希望，金融作為引導資源配置的工具，用政策性金融，包括中長期信貸保險資金等，進一步支持基礎研究問題。

優勢

不僅是服務更多廣東乃至全國企業上市需求的問題。余凌曲談到，這個可能誕生在澳門的證券交易所，“也可以利用它的國際化優勢，引進歐洲乃至全球資本企業”。

在國際化方面，澳門有其獨特優勢。

圖片來源：攝圖網（圖文無關）

此前，澳門萬國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劉雅煌曾談到以下幾點：

一是具有自由開放的經濟貿易環境，自由兌換的貨幣制度，低稅率的稅收制度，及時的信息流動，高效的金融監管；

二是澳門資金流動量大且高度國際化；

三是澳門法律制度在與境內法律高度融合的同時，也有著與全球資本市場接軌的法律體系……

當下，澳門也是我國離岸金融中心之一，與內地、開曼群島、美國、英國等地資金往來密切，金融交流頻繁。

實際上，早在今年初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 就給予澳門建立“中葡金融服務平臺”的新角色，并提出“研究在澳門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其實質，也就是人民幣離岸市場。

法律學者繆因知認為，所謂“離岸市場”，是指澳門證交所可以允許企業以人民幣、而非澳門當地貨幣為發行融資貨幣和交易計價貨幣。“內地企業可以通過在澳門發行股票來吸納境外人民幣回流……如果外資企業在澳門上市吸收人民幣，則意味著中國股市的‘國際板’在澳門亮相，意味著人民幣的國際化又邁出堅實一步。”

也就是說，澳門亦可憑借獨特地位，承擔中國與世界之間金融聯系的一個“橋頭堡”角色。

“實際上，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正是要建設國際金融樞紐。”余凌曲說。

聯通

除了“胎動”中的澳門證券交易所，廣州心心念念十幾年的期貨交易所，也有新動向。何曉軍透露，廣州期貨交易所已在部門征求意見，今年年底前有可能批準。如果落實，這也是26年以來，證監會放閘的第一個期貨交易所。

圖片來源：攝圖網（圖文無關）

粵港澳大灣區將迎來兩座交易所？中國金融中心格局將如何重塑？這是各界都在關注的問題。

對此，余凌曲認為，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并沒有說要將誰建設為一個金融中心，而是把大灣區視為一個整體，定位為國際金融樞紐。

以前余凌曲及研究團隊曾作過對比，將香港和深圳兩個城市的金融中心指標相加，一些指標已超倫敦，甚至是紐約。

如果再落地新的交易所、新的金融資源，那么粵港澳發展成為與倫敦、紐約媲美的金融第三極，應該是很有可能的。

不過，只疊加指標并不意味著什么，還需完成彼此間的化學反應。

在大灣區金融方面，余凌曲認為，這種聯動關鍵還是要素聯通。“大家最關注的一個是資本，一個是人才。比如說內地資本去香港，香港資本來內地，盡管兩邊資本量都非常充裕，但還達不到互聯互通的程度，目前需要通過固定的一些通道（比如深港通）。人才方面，深圳總說自己最大的短板是人才不足、國際化人才不足、高端人才不足等，實際上，深圳與香港距離雖近，但香港的人才在深圳落地還是有一些限制和困難。”

與長三角的金融發展相比，大灣區的相對短板也在這里。“長三角內部要素流通更為順暢，而且各城市間結構也相對穩定，就是一個中心，其他城市各自定位非常明確。”余凌曲談到。

實際上，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互聯互通正是一個重要目標。

從另一面看，大灣區較長三角的相對優勢，正在于更多率先探索的空間、更大開放的可能。“長三角在中國版圖上是一個‘系統重要性’區域，就開放而言，不太可能先于國家資本項目開放達到一個更高水平。”余凌曲認為，“但粵港澳這邊便于先行先試，其某些領域開放程度可以較全國整體水平高出幾個臺階來嘗試，對于試錯、風險的包容度相對更高”。

同樣，基于更高的開放可能、特別行政區的國際化基礎，余凌曲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較上海等城市，更具有能力成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金融樞紐。